从很久以前开始，整个中国的产业园区数量就在不断增加。

　　随着数量的增加，“供大于求”，企业对园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最开始的时候，园区只需要解决企业的空间需求，盖房子、收租金；而到了现在，企业的需求远不止于此，还包括园区的产业链是否完善、能否提供资本支持、能否拥有人才资源和技术资源等。

　　名称带“生物”的园区，全国有数千个。

　　对生物制造产业企业来说，地缘上的聚集没那么有吸引力了，企业“抱团取暖”后带来的生产要素的聚集，以及自然而然会形成的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加剧竞争的环境，更加不可或缺。

很难“单打独斗”

　　生物制造企业很难“单打独斗”。

　　从产业链的各个部分来看都很难。

　　在上游原材料方面，中国第一代生物制品主要以淀粉和脂肪为代表，已经达到了完善的商品化阶段，并占有了主导地位；第二代生物制造利用木质纤维素（如玉米秸秆）等作为原材料，也逐渐走向生产中试和工业化的示范阶段。不过，两代原料都面临着供应困难和储运成本高等问题，很容易导致有效供应不足。

　　目前第三代生物制造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为原料进行生物转化，能够有效减少传统生物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但技术的攻关和成果的转化落地也需要产学研进行密切配合。

　　生物制造产业中游的工业生物核心技术是支撑生物制造发展的关键。在这一生物转化体系中，工业生物酶和菌种研发技术仍是我国的技术短板；在关键装备研发生产方面，核心部件对外依存度较高。

　　我国发酵工业核心酶制剂75%以上来自国外公司，缺少关键酶；主要发酵产品的菌种自给率，抗生素不到10%，维生素不到20%，氨基酸不到5%，益生菌不到10%；工业菌种设计所需生物元件库、酶资源库等基础数据库，以及蛋白质结构预测等软件全部依靠国外。

　　技术的前沿创新同样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和跨领域的分工协作网络。

　　在生物制造行业下游，更是涵盖了医疗、农业、能源、建筑、化学、环境等众多行业，可见，生物制造产业关联度高、产业路线和工艺十分复杂，其产业价值链涉及研发应用、生产、流通、营销等环节，企业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和深加工过程的难度极大且成本高。

　　美国著名的“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在竞争力模型中提出了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支持，需要发展新的生产要素，如人才、科研设施等高级要素，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升生产要素质量和数量，以降低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刺激国内新需求，从而推动产业发展。产业集群的相关产业应建立新的产业生态，促进协同发展，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因此，发挥不同企业的优势，形成集群效应，让大量企业、资本、人才和信息在空间上集聚和结网，增强各个生产环节衔接的紧密性，建立集群发展模式，不仅可以提高生物制造过程的效率，降低成本，使得产业链运行的上下游联系更加紧密，还可以减少地域分割导致的物流运输成本。

双向选择

　　将公司安置在什么地方，对企业而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对生物制造企业来说更是如此。

　　选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人才、政策、技术、原料、当地环境等都在考虑范围内。而且这种纠结还需要考虑到公司的发展阶段：创新企业要建设实验室，人才和技术比较重要；已经有了成熟的产品，就要考虑建设生产基地；想要国际化，发展海外业务，就会考虑到相关的海外引资政策；有些企业还会多城市布局，依据各自拥有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等区位优势，尽可能找到最优解。

　　甚至有些企业在选址时有一长串的考察名单，还会列出许多个维度，对考察过的园区进行“评分”。

　　企业考察园区，园区对于入驻企业同样也有考量，企业与园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微妙的双向选择。

　　“越是头部的、成熟的产业园区，越会更看重企业新技术的突破性、前沿性；往中部地区走，会更看重产业化的部分。”火石创造CEO杨红飞观察到，很多产业发轫于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逐步向中西部转移。

　　这是由于一开始的早期研发就需要北上广深的创新资源来培育；当产业逐渐成熟，规模扩大，就会偏重到产业化阶段，向中部地区拓展。

　　不同园区看项目的侧重点也不同。

　　以生物医药相关的企业来说，科学家创业的故事当然吸引眼球，但如果这家企业有相关的产业化经验，能把新药从实验室推进到临床试验，最终上市使用，可能对园区来说更加实际。

　　为了寻求一种确定性，有些园区还喜欢引入一些平台类的公司，“园区投单个项目，远不如投一个相对持久性的、对产业有深度话语权的平台公司，因为由此可贯穿整个产业链条。”这是一些成熟园区的共识。

　　2022年，生物制造谷实施“平台沃土”计划，建立“新型研发机构+科研院所+科创园区+创新企业”多层次创新载体。生物制造产业园和中科复星天津生物产业基地项目是生物制造谷两大载体平台类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双创载体服务能级，推动创新要素融通，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全面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保税区转化落地。

讲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优势，不同的发展目标，全国数千个“生物”园区，讲的故事千差万别。

　　一般而言，产业集群的兴起需要借助一些条件。一是因生产要素、技术积累和市场需求集聚而逐步形成的完整的产业链。二是具备创业意识、开拓市场的企业家及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群体涌现。三是产业集群内部资本能够快速集中、劳动力及产业技术能够充分自由流动，并实现其中的自由组合。根据这些条件，也可以判断产业集群究竟处于上升还是退化的状态。

　　靠近一线城市的园区，往往是海外人才和新技术在国内的第一落脚点，要么立足前沿科技，要么仰仗研发与生产走上正轨的大型公司。

　　靠近三四线城市，人才相对受限，于是这些园区更偏重于生产和物流，一些大型公司的子公司落户于此，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创新，被当地视作“头雁”，起带动作用。

　　中国（天津）生物制造谷的故事，与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息息相关。

　　2021年，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所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全合成；2023年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到糖的精准全合成，使糖分子立体结构可控，为摆脱自然合成途径、利用二氧化碳创造多样的糖世界提供了可能。

　　在生物化工方面，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团队利用工程化改造的一种耐酸库德里阿兹氏毕赤酵母，在低pH微氧条件下生产L-苹果酸，5L发酵罐产量199.4g/L，是目前利用酵母生产的最高水平。

　　生物制造谷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空港片区，占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企业总数达132家，其中民营企业超90家，入驻项目涉及生物制造、医疗器械、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多个项目与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开展深度合作，初步形成了生物制造谷“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反哺创新”的融通发展格局。

　　在2023全国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与标准创新大会上，天津港保税区生物制造谷入选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园区名单，是天津市唯一入选园区。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马延和表示，生物制造谷可以将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的一些科研成果很好地落地转化，也能更好地聚集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相关企业在“滨城”落户发展，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及相关高层次科技人才的聚集。

　　2021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引导创新资源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发展，围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等领域培育一批世界级龙头企业。

　　各地也开始了发展生物制造产业集群的布局。

　　北京主要还是侧重“原始创新突破+平台带动转化”。

　　2024年1月6日，北京市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工作推进会在昌平举行。会上，北京市合成生物制造技术创新中心和中关村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集聚区揭牌并启动建设。

　　筹建中的合成生物制造技术创新中心已落户昌平未来科学城，将重点布局生物催化剂设计、生物制造原料开发、生物制造过程强化、生物制造产品工程等四大分中心，围绕生物制造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开展全流程技术攻关，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为引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筑牢基础。

　　中关村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集聚区以昌平全域为基底，以未来科学城为重点，结合现有规划条件和产业用地开发时序，分步有序规划建设创新孵化区、转化加速区、高端制造区、总部办公区等四大功能区，打造集“总部办公+研发平台+孵化加速+小试中试”为一体的创新孵化空间，满足各类生物制造产业需求。

　　上海则在聚焦创新引领突破的同时，强调了在应用层面的强化。

　　2023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加快合成生物创新策源 打造高端生物制造产业集群行动方案（2023-2025年）》，《方案》中表示要聚焦合成生物技术在生物医药、先进材料、消费品、能源和环保五大领域的应用，建议推动生物制造高端化、绿色化发展。

　　在重点任务中也布置了要建设高能级生物铸造厂，围绕天然产物合成、新型生物基材料、化妆品功能性原料、合成食用蛋白、新型能源、环境污染物生物修复等细分领域，推进建设高能级产业创新中心和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

　　与北京和上海不同，有些地方政策更加聚焦于自身特点和优势。

　　2023年4月，河北省出台《加快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7年）》，提出系列具体工作举措，积极培育了石家庄高新区、唐山生物能源产业基地、邯郸生物色素产业基地、辛集生物添加剂产业园、山海关生物制造产业园等一批重点集聚区，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